《那年正相逢》的故事，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个蝉鸣聒噪的盛夏，青石板路被日头晒得发烫，小镇广播里正放着《信天游》，沈国洋扛着锄头从田埂上走过，裤脚沾着新鲜的泥点——他是土生土长的小镇青年，手心有茧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揣着“让家乡不再穷”的执拗，同一日，鹿蓝予拖着褪色的行李箱站在镇口，白衬衫洗得发白，眼神却像淬了水的琉璃，清冷又倔强，她是城里知青的女儿，因父亲蒙冤下放、母亲病逝，被迫暂居这个连红绿灯都没有的小镇,骨子里的骄傲与现实的窘迫撕扯着她。
两人的相遇像一场不期而遇的风暴，她在补习班上怼他“土里土气不懂微积分”，他回敬她“城里小姐吃不了苦”，却在发现她躲在旧仓库啃冷馒头时，默默塞了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；她嫌他支教的山路太险，却在暴雨夜背发烧的孩子下山时，看见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，泥浆溅满裤管却稳如磐石，高考的独木桥、乡镇企业的起落、南下打工的浪潮……他们像两棵在时代风沙里互相缠绕的树，在“走出去”与“留下来”的拉扯中，把青涩的情愫酿成了刻骨的牵绊，可城乡的鸿沟、家庭的恩怨、各自奔向的前程，终究让他们的手一次次松开又紧握，直到多年后，当沈国洋站在自己建起的小学前，看着鹿蓝予从远方寄来的信，才懂：那年正相逢，不是故事的开始，而是命运写好的、最温柔的注脚——青春里最好的遇见,本就不必问结局。
